文/作者：楊莉

攝影：泉州申遺辦、張健、賴小兵、鍾新、平子

隨著當今 “全球化”影響，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種族之間經濟文化的相互滲透融合，已經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世界趨勢。而一個民族的文化，只有在這樣的交流與互動中，才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中華文化之所以歷久彌新，原因就在於數千年來與域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這些交流的碩果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海上絲綢之路”。 如果說“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世界航海史、貿易史、和平交流史上的一部精彩大戲，那麼泉州港必是將這部大戲推向完美高潮的最關鍵角色。以中原文化、閩越文化、海洋文化為主的泉州早在“海上絲綢之路”時，就通過海事活動喜迎八方來客，吸納來自世界的多元文化。歷經千年風雨，這些多元文化在泉州碰撞、融合，並生根發芽，形成了獨特的——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

泉州城之所以能從眾多沿海城市中脫穎而出，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這得益於其優良的港灣，發達的造船業，繁榮的經濟腹地等多種歷史因素。回溯歷史，泉州港最早的商業文化往來發生在南北朝時期。唐朝時，泉州港已經位列中國四大港口之一。唐中期發生的“安史之亂”使得陸上絲綢之路閉塞，轉而以海道為主。這不僅推動了沿海貿易的發展，更使得泉州收穫了歷史的機遇。經過唐朝發展壯大的泉州在北宋時甚至被描述為“蕃舶之饒，雜貨山積。”這樣的勢頭被朝廷所重視，故於哲宗元佑二年，在泉州設市舶司，這標誌著泉州已經進入中國最重要的貿易港口行列。設司以後的泉州港可以直接接發海外貨船，進出口貿易也迅速發展。與此同時，泉州也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造船基地，所造海船，無論從堅固性、穩定性、適航性，還是水密隔艙的安全性等方面，都超群絕倫。外國的商人，水手來到這裡生活定居，並親切地稱泉州為“刺桐城”。與外來人口一同進入泉州的還有外來宗教，這些宗教在這裡交流融合，一時間泉州廟宇林立。其中有：中國最古老佛教寺廟之一的開元寺；中國最古老清真寺——清淨寺；世界僅存的摩尼教遺址草庵，那裡藏有完整的摩尼佛石雕像。這些寺廟遺跡和紀念碑不僅可以說明泉州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長期交流往來，同時也鑒證了佛教、印度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猶太教、天主教和穆斯林等不同宗教信仰共存泉州的輝煌歷史。

進入元朝，泉州港更加繁榮。“號為天下最”是時人對泉州海外貿易地位的準確評價。然而，元末明初的動亂和倭寇，卻導致了泉州一時的衰落。但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卻再一次將泉州推向世界舞台。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中，泉州港從港口、造船、航海、人才、宗教等方面，發揮了自身優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遙想鄭和下西洋這一“海上絲綢之路”里程碑式的偉大實踐，當年鄭和上九日山祈風，奉修天妃宮，訪百奇築堤，紮營深滬三寶街；如今都歷歷在目。這些遺跡歷經風雨，見證了泉州港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的輝煌。在此期間，除鄭和之外，馬可·波羅、鄂多立克、伊本·白圖泰等許多中世紀探險家都曾訪問過泉州。《馬可·波羅遊記》第二卷專辟《刺桐城》一章，向世人介紹他眼中的泉州。“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這裡，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像。”

16世紀以後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傳統的 “海上絲綢之路”逐漸消失，曾經輝煌的“刺桐港”也黯然失色。然而進入20世紀以來，中外學者不倦努力，證明古代外國人記載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證明“海上絲綢之路”曾經為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偉大貢獻。1991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 “海上絲綢之路”綜合考察團對泉州進行了全面的考察。泉州後渚港出土的木質三桅遠洋商船，推測大約於13世紀建造，沉船上裝有從東南亞帶回的香料、藥品和其他商品；泉州灣和南海勘探出的沉船和遺跡可以證明泉州港口當年的繁榮景象。泉州這些海外交通文物和豐富多元的文化遺址得到了各國學者的高度評級。泉州的萬壽塔、六勝塔、石湖碼頭、江口碼頭和真武廟、洛陽橋、天後宮和德濟門遺址、梅嶺德化窯遺址、開元寺、清淨寺、草庵、清源山、伊斯蘭教聖墓、土坑村、九日山摩崖石刻等14個文化遺址在2016年中國文物局召開的海絲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會上，被列入泉州首批海絲申遺名單。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對異域文化的尊重和吸納，與之相契合，泉州港開放包容的精神傳統也得以發揚光大。憶往昔“海上絲綢之路”名揚海內外，刺桐港“號為天下最”；草創先賢貨通天下的宏圖，鄭和下西洋矢志不渝的追求，在穿越千年歲月的風雨之後，依然歷歷在目，熠熠生輝，激勵著泉州人以前所未有的胸襟和魄力，肩負起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