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話與其他方言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使用的漢語各有口音的不同。對於這一點,到過中國內地的人都深有體會。正如明代音韻學家陳第所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由於歷史條件和社會因素等方面的差異,漢語在不同的地區出現了一些差別,形成不同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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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作者:
暨南大學中文系甘於恩副教授;
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江藍生教授。

漢語方言通常分為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粵方言、閩方言、客家方言。使用北方話的居民,早期多接觸遊牧生活,因此方言語詞中有不少反映這方面的內容,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等。而南方的粵、閩方言,地理位置靠近江海,所用俗語多與此有關,如廣州話「拍拖」(小船靠攏大船謂拍,大船拉小船曰拖)、廈門話「船過水無痕」(事過境遷)。各地不同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娛樂等面貌,也會在方言語彙中反映出來,如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故有「特首」之類的詞語。此外,像飲食文化中的諸多用詞,亦帶有明顯的地方色彩。

作為中國南方地區的重要方言之一的廣州話,廣義叫「廣府話」、「白話」,屬粵方言粵海片,是粵語的代表方言。通行於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粵中及粵北部分地區,香港、澳門通行的粵語亦屬這一片。狹義的「廣州話」則專指廣州市區通行的粵語,它與香港粵語有些微的差別。香港粵語即「香港話」,是粵語的一種地點方言。從交際功能來看,香港話與廣州話並無質的不同,兩地居民可用各自的方言通暢無阻地相互交流。但就方言的社會地位而言,香港話與廣州話卻有很大不同。粵語在香港的地位舉足輕重。香港粵語有相對獨立的書寫體系(方言用字)和眾多的方言傳播媒介,更擴大了香港文化的影響。這些特點,是內地廣州話所欠缺的。廣州話的形成有較長歷史,它從古漢語分化出來的年代可上溯至秦代甚至更早,但唐宋時期中原移民對廣州話特點的構成也有影響。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廣州話,並非某個時期古漢語特點的簡單保留,而是不同時期古漢語特點在廣州話中的投影。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率先對外開放,隨着經濟的起飛,外地人進入廣東尋求發展機會,為克服語言障礙,學習粵語在各地風行一時,形成「普通話南下、粵方言北上」的現象。而以香港為據點的粵語通俗文化,通過電影、電視劇、廣告、小說、漫畫等,在全國各地流播,也大大提升了粵語的影響力,擴大了粵方言的社會交際功能。廣東省粵、客、閩三大方言鼎足而立的格局產生變化,粵語成為省內三大民系之間交際的通用語。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載體,不少方言語詞,都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反映出不同的社會生活。以方言入文的文學作品,最早大致可上溯至先秦的《詩經》,《詩經》中的「國風」多為口語化的民謠,其中有些可能屬非雅言的方言詞語。稍後的方言文學,以歌謠、民間戲曲為主流。由於傳統觀念鄙視口語,因而文人創作不太願意採用口語色彩濃厚的方言用語,只有明末馮夢龍輯錄的民歌集《山歌》有豐富的吳語詞彙。直到明清時期白話小說的興起,方言文學才佔據一席之地,如《水滸傳》、《金瓶梅》有較多山東方言的成分,《紅樓夢》一般認為用北方方言(江淮官話)寫成。建國以後,純粹意義上的方言文學較少,但也有一些小說家夾用方言詞語進行創作,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如老舍用北京方言寫了一些成功的小說,趙樹理的小說帶有山西方言的色彩,周立波有的小說用了東北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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