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先王之典、一代大法，律典相對穩定，不便於頻繁修改。但法律的規定往往滯後於時代，如果不能適應時勢的變遷，及時進行調整，勢必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留下各種法律盲點。在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及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以君主命令的形式發布單行法，是解決這一問題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像先秦時期的誓、誥，秦漢時期的令、詔，唐宋時期的格、敕，明朝的大誥、榜文，明清的條例，都具有相似的性質。

在古代，皇帝的命令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其中的法律規定也同時包含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唐宋以後，格（宋代稱敕）才與令劃清了界限，成為純粹的、專門補充律典的刑事法規。

按照唐代人的說法，格「以禁違止邪，百官所常行之事」，包括皇帝臨時對國家機關所頒發的多種「不應做什麼」的指示。北宋神、熙宗以後，「禁於已然之謂敕」，「於是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敕」，此時敕開始專為刑事法規。北宋元豐年間編敕時，將皇帝的詔旨分類編纂，附於刑名的，歸入敕；而那些不附於刑名的，則另外歸入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