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漢時期，令與律具有類似的意義，區別僅在於其制訂者和穩定性。秦漢時期的律、令還沒有實質上的區別，漢代曾任廷尉的杜周就說過：「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那時令仍是律的補充，「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為令」。 西晉制訂《泰始律》時，開始將情節較輕的違法行為，以及有關國家制度方面的規定，編為專門的令典。

唐以前，以君主命令形式發布的臨時性法規──令、格，兩者之間也沒有明確的界限。隨著立法技術的發展，各種法律形式之間出現了比較明確的實質區別，逐步出現了獨立的、以積極性規範為主的令典。

《唐六典》說「令以設範立制」，令成為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積極性法律條例。令典中並未直接規定相應的刑事處罰，而是在律典的有關條款中統一規範。如唐朝規定，「令有禁制而律無罪名者」，笞五十。就是說如果律典中有規定，就按律典執行；如果令典中有禁止性質的規定，而情節輕微，律典中又沒有明確規定相應的刑事處罰，則按該條處以笞五十的刑罰。這是傳統法制中典型令典的特徵。宋代以後，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動。